映象新闻

多年前我们在研究市场经济发展时，就注意到国际经验是在地方债层面上有较多可选择的品种，这是与实际经济不同层面需求相对应的。

从国际支付看，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统计显示，2014年12月，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仅次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市场份额达到2.17%。从历史经验看，美元国际化和离岸美元市场的发展也是导致美联储放弃数量型调控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原因。

国际货币在国际交易中充当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储值工具的职能。其次，区域化是人民币实现更大范围国际使用的基础。一是商业银行体系的风险可能上升。它们面临的共同的有利条件一是美元的地位下降，为其他货币崛起留下了空间。二是欧洲更愿意接受自己的货币，亚洲却属于事实上的美元区。

这种观点认为，类似于语言，货币的价值部分取决于它的被接受程度。第三个圆由日本和部分南美国家构成，与英国有紧密的经济联系，且利用英镑来支撑本国货币。这一矛盾刺激国际社会不断探索设立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以服务于全球共同利益。

因此，关于人民币进入SDR的讨论，便超越了一般性的技术判定，而成为被技术问题遮掩下的大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角力。但IMF在很多时候都充当美国金融权力的奴仆，难以令人信服地发挥世界央行的职能。缔造SDR：旨在制衡美元霸权 国际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展开离不开稳定的国际货币，但是随着黄金退出国际货币职能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就一直存在着货币管理的民族性和货币使用的国际性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元发挥着核心的国际货币职能，但其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而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国家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表示不满，力图改变当下美元独大的单一货币体系，人民币的国际化为欧洲去美元化提供了新的货币选择。

1965年6月，法国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建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以替代美元，即共同储备单位，该储备货币与黄金挂钩，由一篮子主要工业国的货币构成，各国货币所占比例固定不变。然而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成功的国事访问促使了美国立场发生重大转变，在两国公布的成果清单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支持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首度表态支持人民币纳入SDR。

这意味着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被纳入SDR已经尘埃落定，一切只等11月30日IMF理事会例行公事般的最终批准。为此，在2015年，中国积极投入资源，展开了继亚投行外交之后的金融外交第二战。美国认识到，如果再不改弦易辙，有可能重蹈亚投行博弈中盟友背叛的覆辙。在价值尺度上，SDR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货币篮子，可以用作官方部门主权货币汇率的参考标准，有些国家甚至选择将本国的汇率与SDR进行挂钩。

进入专题： SDR 特别提款权 IMF 人民币 。IMF对人民币的公开支持，不仅在关键时刻对人民币投下一大信心票，而且也使反对者显得不够理直气壮。不仅如此，人民币纳入SDR对于中国的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能形成一种只能向前不能向后的锁定效应，从而有效抵抗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金融开放的反对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一再拒绝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改革，已经使美国成为孤家寡人。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正如加入世贸组织并不必然保证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一样——中国的贸易崛起从根本上还取决于中国利用了入世的契机成功地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人民币加入SDR并不必然保证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人民币最终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而这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政治稳定程度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等多种因素。但事实上，IMF对于货币的自由使用并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当年日元加入SDR之时，其自由使用程度还不如当前的人民币。

不仅如此，IMF给人民币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信用评级，相当于给人民币发了一张市场通行证，它还有助于提升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带动各国央行以及很多机构投资者参考SDR的篮子构成来进行资产配置，从而强化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可以说，西方主要国家缔造SDR这一超主权货币单位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主权货币、特别是美元的国际货币职能，制衡货币霸权国嚣张的特权

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在境内市场融资。加强国际收支尤其是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加强审慎管理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审查，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全球融资框架，实现我国金融资产全球布局。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完善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为主发展债券市场，形成包括场外、场内市场的分层有序、品种齐全、功能互补、规则统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投融资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性影响力。发展能够高效便捷低成本地提供融资、汇款、结算和支付等基本金融服务的各类金融机构。

普惠金融是让每一个人在有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有尊严、方便、高质量的各类型金融服务。加大内地对港澳金融开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金融合作平台建设。

推动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跨境金融资源配置权的中资金融机构快速稳健成长。提升股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有序拓展境外机构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主体范围和规模，扩大境内机构境外发行债券的主体类型和地域范围，放宽境外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限制。

十三五时期，应着力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投资功能，优化企业债务和股本融资结构，使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显著提高。(三)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创新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 按照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短期和中长期结合、国内和国际统筹、改革和发展协调的要求，完善宏观调控。全方位对外开放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要求。推进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金融资源高效配置、金融市场深度融合。

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新兴市场区域化使用的便利性，逐步向国际金融中心和发达国家延伸。创新间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方式，银行与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贷联动。

开拓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新格局。(二)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构建产权协调、混合所有、有效竞争的金融服务体系 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积极作用，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在改善监管前提下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等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银行业。

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促进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的结合，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支持并规范移动互联支付、小额贷款等创新性、专业性、社区性金融业态发展。

完善中央银行沟通机制，引导市场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三)完善筹资机制，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加强风险管理，提高投资回报率。进一步明确绿色债券的界定、分类和披露标准，培育第三方绿色债券评估机构和绿色评级能力。支持排放权、排污权和碳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

(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探索建立保险资产交易机制 推进保险业市场化改革，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涉农保险品种，提高农村保险深度和密度，改善政策性保险资金使用效率。(三)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构建主流业态与新兴业态协调发展的金融体系 近年来，在银行、证券、保险等主流金融业态借助网络科技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兴金融业态不断涌现，金融业信息化、综合化经营渐成趋势。

支持澳门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和微调，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鼓励国有和股份制金融机构开拓三农和小微企业市场，提高农村信用社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探索将系统重要性资产扩张活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